民国以来黔桂滇边安龙天主教会的布依族化

提 要：以1917年葡萄牙“法蒂玛圣母事件”为契机，筹建中的安龙传教区，趁势依托圣母为主保，择地造刻“母皇”圣母岩，以求“牂牁归主”，希冀“布依族主体化”的安龙教区早日独立。为此，当地传教士通过置田招租、收治麻风病患者、培养土著神职人员与开展民族志调查研究等手段，“科学传教”当地布依土著，切实推动教务本地化。最终促成1921年底罗马为“拯救布依族半个灵魂”而批准成立安龙教区。此后，圣母岩作为见证安龙教会布依族教务发展的地标，日渐成为黔桂滇边布依族教徒的朝圣之地，并跻身西南教会四大朝圣地，载入民间记忆，影响至今。

主题词：“母皇”圣母岩 安龙天主教会 布依族化 “科学传教”

贵州安龙景家冲圣母山，与重庆南岸鸡冠山慈母堂、贵阳鹿冲关圣母堂、四川南充西山圣母堂齐名，从民国到现在，被统誉为西南天主教会 “四大朝圣地”。每年的9月8日圣母圣诞之际，众多布依族天主教徒，自发前往安龙景家冲，朝拜圣母，祈福庇佑。届时，他们登梯攀登圣母山，先后行径与跪拜“母皇”圣母岩、“母恩浩荡”圣母洞、“圣人”曹桂英画像传记碑、圣母堂、圣母塔与山顶十字架，六个朝圣地点。[1]首当其冲的“母皇”圣母岩，是唯一幸存的原貌遗迹，其历史源流与现状隐喻，值得我们深入考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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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母岩碑概况

“母皇”圣母岩，刻于贵州省安龙县新安镇景家冲圣母山腰间的岩壁上，毗邻圣母堂与圣母洞。整块圣母岩，图文并茂，呈长方形圆弧状，上下长约8米，左右宽约5米，平面面积40平米，场面宏伟。

“母皇”圣母岩（2009年5月9日。曾志辉摄）

岩碑上端是“圣母怀抱婴儿耶稣图”，玛利亚安详坐于圆环形中国式祥云浮雕之上，手中怀抱婴孩小耶稣。环形内部，下端刻“1917”。环形外部下方，从右到左，横刻白底红字阴文“母皇”方块菱形包围的四字，离地面约2米高，方块字下端正中间横刻两行拉丁文，上为拉丁文 “Dioi ND”（应为“Dioi Notre Dame”之简写，意为“我们的圣母保佑布依族”），[2]下为拉丁文“Mel Rao”（意为狮子之王）；左侧竖刻“为我等祈”四个小字，右侧竖刻“NP ELS立”(具体立碑者待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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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母岩溯源考

“1917”与“民国六年立”，说明刻碑时间为民国六年（1917)。结合文献，这年不仅是“圣母玛利亚在葡萄牙法蒂玛显身，呼吁教友诵读玫瑰经，为和平祈福。……不久，中国加入英、法等协约国集团，宣战德国等同盟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和平曙光初现”之时，[4]更重要的是，该年恰值本地教务脱离贵州教区管辖，筹建安龙独立教区的关键时期。[5]

天主教初传贵州安龙，最早可追溯至南明永历帝移跸时期（1652—1656)。但这批信徒仅限于皇宫内部，真正意义上对布依族土著居民，产生深刻影响，始于巴黎外方传教会受云贵总督劳崇光之托，调停咸同贵州回民起义。鉴于天主教会在调停过程中的巨大社会影响力，贵阳至安龙的黔滇译道沿途的布依族民众，为寻求动乱时期的生存自保，纷纷归附教会势力，成为未领洗的慕道者，被彼时安龙传教士誉为布依族“归化运动”（Mouvement de Conversions)。[6]

黔西南布依族大规模“归化”，促使贵州传教士对当地民族教务发展充满信心，即于1865年10月2日，首次向罗马申请将安龙为中心的黔西南布依族教务，从贵州教区划分出来，单独创建新教区，并拟定管辖黔西南17年之久的本堂神父李万美（Lions Francois—Eugene，1820—1893)为主教候选人。[7]不过，1866年7月16日，罗马传信部回复认为计划过于超前，婉言拒绝，建议指定李万美以贵州副主教之名，分管黔西南布依族教务，以长计议。[8]日后，黔西南遭遇咸同回民大起义，直至“回乱”镇压之后，当地重现和平，大批传教士乘机穿其黑色蜡染布依服饰，操着布依土语，进入布依山寨，巡视堂区，布依族教务得以进步拓展。1874年9月，贵州教区第二次向罗马申请成立以安龙为中心的黔西南新教区。然事与愿违，1875年2月罗马仍以条件尚未成熟婉言再拒。

尽管再拒，罗马并未彻底否定分立计划，而是强调“事实上的划分，应走在法律划分之前……新教区的成立，应先有其教区长、人事安排、修院及完整的已分离的治理……如有好成效，正式成立无可厚非”[9]。为此，清末民初，当地传教士在贵州新任主教施恩（Seguin Francois，1868—1942)的支持下，重点传教黔西南布依族，先后创建兴义府、兴义县、募役司、镇宁县四个布依族堂区，用传教行动来完成“事实划分”，自治教区初具雏形。及至1916年，施恩主教首次深入黔桂滇边山区，巡视南盘江与北盘江流域的教友村寨，发现存在大量“半个灵魂”[10]的布依族（dioi)“羊群”，急需专门牧养与拯救。

施恩巡视之地，夹处南盘江与北盘江之间，位于黔桂滇三省交界山区（今贵州黔西南州、广西百色市与云南曲靖市交界处，与天主教安龙教区范围重合），大致经历先秦鳖人鬼方古国—春秋牂牁古国—战国西汉夜郎古国—东汉南北朝“夷人”大姓统治政权—唐宋“羁縻州制”郡县时代罗滇国—元代土司制领主经济—明代土司亭目制度—清代改土归流行省时代—民国黔系军阀割据时代—抗战期间纳入中央直辖范围，[11]最终完成“化外夷区”到“化内辖区”的漫长转型。世居于此的土著族群，秦汉称“骆越”，东汉称“僚”，唐称“蛮”，宋元称“仲家”，晚清民国混称为“仲家子”、“夷人”、“夷”。1953年，贵州民委商定用其自称Buxqyaix，音译为“布依”，终被民族识别为“布依族”。1981年，这里成立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因盘江古称“牂牁江”，因江得名，此地亦被认可为牂牁古国发源地与核心区之一。当地人认为：“牂牁者，春秋战国之古国也，领南、北盘江流域，黔西南兼桂北诸地。”[12]从古至今，当地布依族居民，常以牂牁后人自居，以此追忆先民辉煌，建构自我身份认同。

圣母岩碑“”二字，即为“牂牁”异体字，与安龙县西郊温家坡摩岩石刻“牂牁”二字，遥相呼应。“”字，取“弋”代“羊”，通“牂”字；“”字，取“弋”代“爿”，替“牁”字。弋，缴射也，专指带有红绳的箭，泛指进取征伐之意，多通“戈”字。安龙传教士“考其牂牁二字源流”，取“弋”字旁的异体字，鲜明生动地展露出“颇具传教士传播天主教之进取无畏”的使徒精神，意寓努力在安龙传播天主教信仰，最终寄希“牂牁归主”。[13]“母皇”二字，因其左刻“为我等祈”等教会用语，此“母”显指圣母玛利亚。加之，1917年恰值圣母“显灵”葡萄牙法蒂玛，引起普世教会轰动，安龙教会乘势依托玛利亚为主保，称其为“母皇”，以期保佑当地布依族教务发展，终成“牂牁归主”。

综上所述，刻画圣母岩的1917年，当地布依族教务发展迅速，正值安龙教区独立筹建的关键时期。为了皈依布依族土著，传教士在景家冲圣母山，筹资雇工，劈山凿石，摩画圣母图像，上刻“母皇”，下刻“为我等祈”，图文并茂地完成这块中西合璧、法汉互音的圣母岩碑，内涵丰富而意向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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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龙教区历史沿革

1917年圣诞节，安龙教会“母皇”圣母岩的竣工验收与庆典弥撒，是筹建独立教区的里程碑步骤。它吹响了成立新教区的号角，鼓励全体神职人员与精英教徒，依托主保圣母玛利亚，传教更多布依族皈依天主，进一步推动当地布依族教务发展；公开昭显他们渴望早日成立以布依族教徒为主体的安龙教区神圣天国，以此媲美布依族先民创建的牂牁古国尘俗世界，完成梦寐以求的“牂牁归主”之终极目标。为此愿景，天主教安龙教会经历了酝酿筹建、宗座监牧区、宗座代牧区与“圣统制”正权主教区，四个阶段的升格历程。

(―)筹建安龙传教区（1916—1922)

1916年底，巡视完毕返抵贵阳的施恩主教，召集全体传教士齐聚主教府，讨论通过将黔西南兴义府与兴义县两个布依族堂区，独立自建，成立安龙教区筹备委员会，从四个方面着手，筹办新教区：第一，确定教区长。从镇宁调贾禄 (Carlo Alexandre，1881—1952)，从遵义调方义仁（Esquirol Louis André，1887—1949)，任命为正副教区长，培养主教候选人，统筹新建安龙教区。第二，人力保障。规定凡是安龙堂区现役神职人员，一律不准调出，鼓励其他堂区人员，调入安龙教区（筹）。第三，财产独立。规定不得动用安龙堂区已有教产，全部留用。另，贵州教区每年拨付专项资金作为筹建经费。第四，扩建弥格小修院，隶属安龙教区（筹），重点培养本地布依族神父。[14]

(二）安龙监牧区（1922—1927)

经过近6年的筹建试办，1921年底，罗马最终批准贵州教区申请的第三次划分计划。1922年2月16日，经贵州教区与广西教区讨论决定，将牂牁古国核心区域“盘江流域贵州所属九县：安龙、兴义、盘县、兴仁、贞丰、册亨、普安、罗甸、晴隆和广西西部所属四县：凌云、西隆、西林、凤山”等13县教务，独立出来，正式成立安龙监牧区（Apostolica Praefectura Nganlomensis)，仍属巴黎外方传教会管辖，首任监牧为贾禄，总面积约为45000平方公里。[15]

彼时，教区辖域总人口200万（布依族Dioil00万、汉族50万、苗族Miao25万、彝族LoLo25万），天主教徒9000余人，其中布依族教徒7000多人，“如果加上临终付洗的教徒，将是7000的20倍，高达14万多人”，[16]布依族教徒占教徒总数近80%，占布依族总人口14%，足以证明，天主教已成为黔桂滇边山地区域性主流宗教，安龙教区带有浓厚的“布依族主体化”特质。对此，安龙传教士与布依族教徒均有清醒认识。他们认为，罗马批准成立安龙教区，“就是为了布依族（dioi)而做出的……表示要更加虔诚，继续荣主益人”[17]事实上，为拯救布依族“半个灵魂”的安龙教区，应是罗马专为中国某一族群而特设的唯一教区。

(三）安龙代牧区（1927—1946)

1927年，因教务发展迅速，罗马批准其升格为安龙代牧区（Vicario Apostolico Nganlomensis)。彼时，正值赖保理（Renault Paul，1846—1913)传教安龙布依族50周年，他特撰专文纪念：“以布依族先民创建的布依族‘世俗’世界 ——牂牁古国为榜样，鼓励传教士和布依族教徒在牂牁古国原址上，一起努力创建并发展布依族‘神圣’世界——安龙教区，以便重振昔日雄风。”[18]为拯救布依族“半个灵魂”，安龙教区从宗教与世俗两方面，推动本地布依族教务的发展。首先，完善教区组织，健全教务垂直管理体系：教区（主教）—总铎区（总铎神父）—堂区 (本堂神父）—堂口（副本堂神父）—堂点（会长）—教友点（平信徒）。主教府设于安龙县城，分管贵州兴义、望谟、贞丰、册亨，及广西西隆5个总铎区，下辖19个神父常驻堂口，16个无神父常驻的小堂口，管理着至少358个基层教友点。[19]其次，二次扩建修院，升级为中修院，扩大布依族招生规模。再者，鼓励“以夷传夷”的传教方式，指定布依族国籍神父常驻布依族堂口，担任本堂，针对布依族实行有效传教。最后，创办以布依族为主体对象的小学、经言学校等文化教育机构，以及孤儿院、诊所、麻风病院等慈善公益事业。[20]

(四）安龙主教区（1947—1952)

1946年中国天主教会实行“圣统制”。为此，贵州省单列总主教区，下辖贵阳、安龙与石阡三个教区，安龙代牧区升格为安龙正权主教区(Dioecesis Nganlomensis)。此后，教区资金来源固定，渠道多元，为推动各项“本地化”措施，拯救更多布依族“半个灵魂”，提供了更为充足的物质保障，本地教务取得长足发展。解放初期，教徒总数一度突破13000人，其中布依族教徒多达11319人，所占比例高达90%。[21]

与此同时，教区走出教会，面向社会，进一步发展壮大文化教育与公益慈善事业，扩大自我影响力与美誉度。一方面，允许教外适龄学生入读教会学校，并择优推荐到省城教会学校程万中学就读。另一方面，扩大诊所规模和数量，扩建 孤儿院和养老院。值得一提的是，1947年底竣工的大海子麻风病院，投入使用，首批收治黔西南地区患者百余名，多为布依族，保留至今，影响犹存。[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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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母岩寓意：

“科学传教”、“牂牁归主”与宗教本地化

伴随黔桂滇边布依族教务的长足发展，安龙教务管理体制不断升格，如何认识布依族，并针对他们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传教策略，切实推进本土教会本地化，完成“牂牁归主”的目标，成为安龙教会急需解决的核心命题，耗费传教士半个多世纪的努力。

最早提出“牂牁归主”这个宏伟目标的传教士，是被誉为“安龙布依族传教先锋”的莫伯理博士（Aubry jean-Baptiste，1844—1882)。传教安龙期间（1878—1882)，他大力发展盘江两岸流域的布依族教务，[23]立志在宗教信仰方面，重造布依族先民创建“牂牁古国”之辉煌，他“梦想重建牂牁国（Tsangko)，这个曾经衔接着夜郎（Yelang)与且兰（Tsienlan)广阔的布依族（Dioi)地区”[24]。1922年，正值安龙监牧区成立，本地教会认为这是因他“在天国为祈祷而成立”。[25]

接踵而来的安龙传教士，为了实现“牂牁归主”的梦想，持续深入布依山寨，“充分了解和认识传教对象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体验布依土著的日常生活与心理世界，逐步采取广置田产招租、创办布依族拉丁修院、创建麻风病院与开展布依族人类学研究等有效手段，形成物质传教、教育传教、医疗传教与学术传教为核心内容的拯救布依族“半个灵魂”的传教方法。这类传教布依族的实践活动，被巴黎外方传教会理论归纳为“科学传教”（La Science Missionnaire)，[26]并被推广至西南地区其他山地民族的传教工作中。

其一，广置田产、招租布依族的物质传教。安龙教区与牂牁古国，同处黔桂滇边山区。当地特有的喀斯特地貌与稻作文化土壤，决定了世居山坝的牂牁后裔布依族，对其赖以生存的肥沃良田情有独钟而格外垂涎，素有“水稻民族”之称。然而，随着清雍正实现“改土归流”以来，特别是道同年间，贵州官府实行从严厉“封禁”到默认“弛禁”再到鼓励“开发”的土地政策，引来大量汉人移民黔西南，极大加剧人地矛盾。[27]这批客来汉民势必与土著布依，争夺土地，导致当地土地产权变动频繁，产生大量土地买卖契约及其交易纠纷案件。[28]处理此类案件，地方官府多为“新来客民的庇护者，倾向判决让受害人布依族（Tchong-kia-tsi)赔偿，总把争议土地判与汉人”，这种情况“在很多布依族村寨碰到不少……汉族客民通过此种不公平诉讼，获得村寨一半土地”[29]。清代以来，布依族与汉族围绕土地的土客之争，[30]逐步促成当地谚语所言“汉家住城头、苗家住山头，仲家（布依族）住坝头”的族群居住格局。

鉴于此，为拯救布依族“半个灵魂”，安龙教会极其热衷广置田产、投资房产、囤积土地，赚取高额利润，用于租让田地、提供住宿、解决温饱，以此方式吸引大量无地布依族皈依天主。仅1943年安龙主教府名下，就有568亩土地，市价值851250元，1946年升值到10215000元；[31]1943年另有115间房屋，市价值870000元，1946年，减少至105间房，却升值到10440000元。[32]安龙教区册亨县者述、打言与洛央三大布依族“模范堂口”（Station Modèle)，即为广置田产、对外招租并聚众成村的这类物质传教之典型案例，有效助推布依族教务发展，引起民国学人特别关注，[33]影响至今。[34]

其二，创办弥格修院、培养布依族神父的教育传教。该院院长传教士韦利亚（Williatte Gustave，1872—1944)，传教当地布依族长达45年（1899—1944)，尤其重视布依族教徒的教育。1907年，他初到册亨者述堂口便建立一所小学，首批招收12名学生，次年又招39名，均为布依族，故名“布依族拉丁预修院”。[35]1911年，学校整体搬迁至安龙景家冲。1920年安龙监牧区成立，决定扩建修院，扩大招生。1927年安龙代牧区决定二次扩建修院。1933年升格为中修院，“敬降魔天神圣弥格为主保”，改称“天主教安龙教区弥格修院”。[36]直到1949年，修院共招修生12批，约400人，绝大多数为布依族；其中17位修生，分四批晋铎神父，至少有10人识别为布依族，[3]因此当地人称之为“布依族拉丁修院”。

这里毕业晋铎的布依族神父，全部被分派到布依族堂口，担任本堂神父，方便“以夷传夷”。其他200多位结业或肄业的未晋铎的布依族修生，离校后返回故乡山寨，或成为经言学校教师，或担任传道员，或选为堂口会长，协助本堂神父，共同推动安龙教区基层布依族教务的发展。

其三，兴建大海子麻风病院，兼顾布依族疗身与疗心的医疗传教。自古以来，地处烟瘴之地的黔桂滇边山区，常因湿热蒸郁产生的瘴气所致的麻风病，即为当地发病率高的常见传染病。出于宗教慈善与人文关怀考虑，1947年4月8日，贾禄主教呈请安龙县政府：“视此情形，……择一旷野之地，离安龙县城三十里名唤大海子……建筑一疗养院，专收患病者。聚集医治，使其隔离……聘请专门医师负责医治。”安龙县府批示：“所请照准，已令跛脚乡公所遵办矣，知照此 会”，命名为“大海子麻风病疗养院”。[38]建成之后，长期关注当地麻风病问题的传教士徐思定(Signoret Marcel Augustin，1902—1950)被任命为院长。仅1947.9—1948.5的8个月内，该院收治患者200余人，住院患者最多有76人，其中至少56人为布依族，比例高达70%。[39]这些布依族麻风病患者，在医院获得安生立命与专业治疗之时，大多数被潜移默化感染而皈依天主，达到疗身与疗心双重效果。

其四，土话传教、编著互译词典与布依族调查研究的学术传教。[40]为发展布依族教务，一批传教士从语言、历史、信仰等方面对布依土著，进行了民族调查与学术研究，并被誉为“传教士人类学家” （Les Ethnoloques Catholiques)。其中，成就较大的是“布依话传教第一人”郭德禄 (Schotter Alponse，1850—1902)、《布依—法互译词典》主编方义和（Esquirol Joseph Henri，1870—1934)与“布依族研究集大成者”杜公谋 (Douterligne Denis，1881—1929)三人。

郭德禄，传教安龙21年（1882—1902)。 1882年他调往安龙，接替莫伯理，继其遗愿，“积极承担起包括布依族在内的夷人（Y-jen)传教工作，是第一个系统学习他们土语的传教士”[41]期间，他系统学习布依话（Tchong-kia-tse)，并用布依话编著《要理问答》，先后开教布依族聚集区册亨与望谟两县，是布依族教务发展的奠基者。[42]方义和，传教安龙40年（1895—1934)。1895—1912年，负责册亨布依族教务；1912—1934年负责望谟布依族教务。[43]期间，1908年主编出版《布依—法互译词典》。[44]杜公谋，传教安龙23年（1907—1929)。1907—1924年负责册亨者述布依族堂口；1924—1929年负责望谟布依族教务。1927年，他整合其研究著述，汇编成册出版了本地布依族概览式百科全书 《布依族世界：天主教安龙教区史》，[45]被认为是“布依族研究集大成者”。[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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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母岩现状：

显灵事迹、群体记忆与朝圣之地

1949年12月，安龙和平解放。1951年5月8日，安龙县天主教革新筹备委员会成立，12月15日，外籍神职人员全被驱逐出境。1953年4月，安龙天主教三自革新委员会成立，布依族神父韦廷忠被选为主任委员，自此，安龙教会开始走上了“三自办教”的历史新篇章。

改革开放以来安龙历任本堂神父一览表[47]

文革期间，安龙教会及其活动被迫停止。期间，与主教府、麻风病院与弥格修院同归为“牛鬼蛇神”的“母皇”圣母岩幸免于难，得以原貌保存下来。亲历人回忆，圣母岩本应炸毁取为石材之用，但因放炮之人无故生病，心生畏惧，没能炸毁，这才有幸保存。日后，这段圣母岩幸免于难的故事，被安龙教徒主观归功为“圣母显灵”，并广为流传，成为景家冲群众耳熟能详的集体回忆，并心生敬畏。[48]

改革开放以后，安龙县政府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允许教会公开进行宗教活动。圣母岩、弥格修院与教会墓地所在的景家冲，成为周边教徒聚众进行弥撒活动的首选场所。之后，“圣母显灵”事迹日渐增多，不少事迹主角，或皈依天主，或坚振信仰，虔诚事主，成为日后筹资打造西南教会“朝圣之地”的骨干份子。[49]另一方面，“圣母显灵”事迹，自然引来当地民众口传相告，吸引教外民众纷纷自发前往圣母岩，烧香叩拜与祈福求愿。久而久之，圣母岩俨然成为安龙群众祈福圣地。

有鉴于此，安龙教会为恢复“布依族主体化”的教务特质，1994年任职本堂的李利民神父，最早提出翻新“母皇”圣母岩，统一规划教会墓地、弥格修院、圣母教堂等建筑遗迹，综合打造教会“圣地”的宏伟计划。为此，前三年（1994—1997)他主要从历史出发，先后挖掘出土大量南明永历石碑文物，索回并复印教会文献档案，购买民国版《安龙教区全图》，邀请本地老神父与老教徒撰写回忆录，并于2003年10月汇编成册《天主教安龙教区概况回忆》。[50]后七年（1997—2004)他主要从现状着手，粉刷圣母岩壁，翻新“母皇”四字和圣母抱婴图，赎回圣母岩坡底的私人土地，圈地购买整座圣母山，清除山间泥石与杂草，简单完成绿化，开凿环山小道，用于开发朝圣之地。[51]继任本堂的李一飞神父，从2006年至2010年，开始修建山底到山顶的环形阶梯式水泥路，名为“朝圣苦路”，并在圣母岩左侧，新建圣母洞与圣母堂。三任本堂的张裕勇神父，组织修筑围墙，建成圣母堂、圣母洞与“圣曹桂英”壁画传，全面贯通山顶梯路，在山顶建成“道化誉生观秀牂牁”碑塔及其十字顶架，得以俯瞰整个安龙县城。2013年9月8日，圣母圣诞节之际，张神父组织召开首届“安龙牂牁母皇朝圣活动”。当日，西南教会300余名天主教徒，汇聚于此，登梯攀登圣母山，先后行经并磕头跪拜“母皇”圣母岩、圣母洞、“圣曹桂英”画像传记碑、圣母堂、圣母塔与山顶十字架6个朝圣地点。其间，最引人注目的主体教徒，当属身穿黑蓝相间蜡染土布，胸挂银饰物品，头顶八角帽，操着布依土话，口吹马骨胡的布依族教徒。为此，安龙教会规定每年的5月24日为“牂牁母皇节”，专为这批布依族教徒而祈福。[52]

打造“圣地”同时，新世纪以来，安龙教会面向当地社会开展的各类活动与工作，继承其原有的“科学传教”特点。其一，协办教育。2001年创办利民小学，次年升格为利民中学，面向黔西南州招收大量布依族学生，成为当时中国大陆唯一教会所办学校，并得到广泛报道。[52]其二，参与地方医疗公益事业。1953年，安龙政府接管大海子“约瑟麻风院”，改为安龙麻风病疗养院。改革开放以来，安龙教会主动参与恢复与扩建麻风病院，配合当地政府面向黔西南州收治大量布依族患者，并定期看望院里常驻麻风病患者，[54]促使该院成为西南地区现存规模较大麻风病院之一。其三，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落实相关政策，先后归还教会原有田地与房产。其中，圣母岩所在地的景家冲就包括：8397.5平方米的修院旧址、740平方米的教会墓地，以及4416.76平方米的圣母山等田地房产。[55]重获雄厚经济条件的安龙教会，为其日后打造布依族教徒朝拜的“牂牁母皇圣地”，并跻身当今西南教会“四大朝圣之地”，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作者：曾志辉，历史学博士，广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华南商业史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原文载《宗教学研究》2018年第3期。图片来源，网络。原文脚注已删除，为便于读者了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别说明之处，正文中用“[1][2][3]”等字样标出。